孤儿、美食和最不巴黎的巴黎

市场入口处摆满了餐桌

如果要问巴黎有什么地方能让人“身在巴黎又不像在巴黎”,那么巴黎最古老的传统市场“红孩子市场”(Le Marché des Enfants Rouges)无疑就是那个答案。
尽管巴黎各区在固定时间段都还保留着临时市场,用以贩售食材和杂货,但像“红孩子”这样几乎每天都开市,在一个大棚下聚集了二十多家商户(包括十多家带露天餐桌的小餐馆),售卖的东西包揽了鱼肉、果蔬、熟食、素食,甚至还配有花店的传统市场已是硕果仅存。巴黎人对此类市场的集体记忆,大约还停留在市中心“巴黎大堂”(Les Halles)区块的巴黎中央市场。1971年,因为交通枢纽的建造和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中央市场被拆除改造成超级购物中心。
眼下,位于玛黑区(巴黎三区)中心地带的“红孩子市场”有三个入口,分别在布列塔尼大街39号和41号,以及夏洛特街33支号。39号那个入口便是“红孩子市场”的正门,夹在两栋建筑之间,跟一个极其普通的过道别无二致。市场的名字用红漆漆在墨绿色的金属上,做成一个拱门的样子,非常难辨认;过道左手边的墙上,临时公告栏里稀稀落落贴着几张音乐节和展览的公告;布列塔尼大街两个门之间的人行道上,那排价格明显偏高的旧货摊位看上去比整个市场都要热闹……一切都让“红孩子市场”透着一种爱来不来的孤傲感。
然而走过正门短短的过道,别有洞天就潜藏在这点孤傲里:这里没有主街上人来车往的喧嚣,但并不缺热闹。天气好的时候,一到中午和晚上用餐的时间,各个露天餐桌上就挤满了人,小吃店的摊主们忙得不亦乐乎。新鲜的蔬菜、鱼,意大利菜和黎巴嫩菜在眼前跳跃,好吃的东西多到眼花缭乱:“我们吃意餐”(Mangiamo italiano)提供刚出炉的黑松露意面和意式开胃小吃;阿兰煎饼出品的超大个法式咸味煎饼用蔬菜、山羊奶酪拌上蜂蜜,再浇上橄榄油制成;唯一的日本料理店“妙子便当”供应烤鳗鱼、烤沙丁鱼、豆腐虾球等盖饭;喜欢纯天然食品的话,正门左手就是“健康角落”(Au Coin Bio)餐馆。与此同时, “酒馆”(L’Estaminet),这家市场里唯一的正规餐厅欢迎那些不想用两片菜叶子就打发一顿的人,盘子里所有的食材都来自真正的乡村:鹅肝、土猪肉、手工奶酪,牡蛎则来自西部的旺代省、南部阿维龙省的巴斯克乡村或者其他地方……“喝自然的,吃农民的!”就是老板的信条。
预算不多的话也没关系,有像“摩洛哥熟食店”(Le TraiteurMarocain)这样可以让人心满意足饱餐一顿的地方。摩洛哥塔吉锅炖鸡浸润着橄榄油和柠檬,或者来一份皇家古斯古斯(烧烤牛肉肠、羊肉和鸡肉配上麦粉),再配上面饼,非常美味,分量也充足。在巴黎夏天有些灼人的阳光下,坐在漂亮的马赛克桌子边上享用这顿美餐,吃完了再来一壶用新鲜薄荷叶子泡制的薄荷茶,然后从雕花繁复的银质盘子里抬起头,努力回想一下自己到底是在巴黎,还是在卡萨布兰卡。
懂行的人讲,这里的感觉介于巴塞罗那市场和法国东南部市场之间,让人有一点点迷失。

早期的孤儿院一角

如果再知道一些“红孩子市场”的历史,这种迷失感或许会来得更强烈。“红孩子”和“市场”本是一个故事的两条线,它们在不同的时空里发展,最终交织到一起,充满了戏剧性。
整个故事要往上追溯到16世纪初,法国的权力中心刚刚从卢瓦尔河流域的城堡里回到巴黎,“浪漫之都”还只是一座以塞纳河中间的西岱岛为中心的肮脏小城。那个时代的孤儿们都住在西岱岛上的巴黎主宫医院(l’Hôtel Dieu)里。他们多半患有传染性疾病,或者出生时就不太健康,个个都注定短命……1536年,国王佛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德·纳瓦拉为这些孤儿们建造了一所孤儿院,并取名“神的孩子们”。这些孤儿们全都穿上了红衣服,以感恩基督教的仁慈,于是他们就管自己叫“红孩子”。
一批又一批的“红孩子”们在孤儿院里被扶养长大,或者早早死去。与此同时,到了17世纪初期,巴黎的城市边界往北推到了现在的共和国广场。亨利四世考虑发展这些城市边缘地区,建设一些辐射状的道路,并且以法国的省份来命名,于是就有了布列塔尼街。与此同时,日常消费品的需求也开始增长,亨利四世的继任者路易十三遣人在这个区域建造了一个小市场。市场位于布列塔尼街和巴利街夹角处,当局从一个叫皮古的上流人士那里买了一块地。王室的首席木匠帕西瓦尔·诺布勒接到了一项工作,建造一个有16根橡木柱子,带气窗的木头大厅,整个建筑将附带一个屠宰场、一个厕所和一口井。1628年,市场正式开业,最开始叫“玛黑区的小市场”,但随着市场的逐渐重要和发展,名字变成了“玛黑区圣殿街的市场”(Marché du Marais du Temple)。
孤儿院在建成后的两百多年当中也几经波折、迁址,最后尽然和“玛黑区圣殿街的市场”连在了一起。市场就在孤儿院的前院里,摊贩们和孩子们朝夕相处,关系融洽。市民们也习惯了在早起买菜的时候看到“红孩子”们。但到了1772年,这段关系终于宣告结束,孤儿院在政府的命令下被关闭,孤儿们被重新安置到西岱岛上,哪里新建了一所巴黎弃儿院。为了怀念这段美好的旧时光,居民们渐渐不再使用“玛黑区圣殿街的市场”这个名字,而是管这里叫“红孩子市场”。
有一阵子,市场被转卖到了私人手里。慈善家和共济会成员若弗鲁瓦·达西从政府手里买下了市场,在他经手的这段时间里,巴黎人口继续急速增长,对食品的需求也同时在增加。若弗鲁瓦·达西一方面着手稳定市场的物价,另一方面开始对市场进行改建和扩大,在屠户、鱼贩子和果菜贩子的要求下,市场中心安装了路灯,又新添了一个蓄水池,以供商贩们进行清洗。直到1912年,这个市场才又被政府买了回去。
1982年3月,“红孩子市场”被列为历史遗迹,终于逃脱了被收购和被拆除的命运。在居民的强烈要求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经过长达六年的修复之后,“红孩子市场”在2000年11月重新开业。
如今,“红孩子市场”早就不复当初的模样,市场深处的奶牛养殖棚也已变成了一片美丽的小花园。唯有一只眼神凌厉、叫声嘶哑的野猫终日盘旋于此,说着人们听不懂的故事。
在周围住户的眼里,这里倒是成了名副其实的“乡村广场”(Place du village)。

“意大利熟食杂货酒水店”的老板米盖莱•勒波提

周一和周二的“红孩子市场”好像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
每周一,是“红孩子市场”例行休息的日子。下午六点刚过,市场里空空荡荡,除了“健康角落”餐馆的工作人员在为第二天开业做着准备,就只有经营法式煎饼摊的白胡子大叔阿兰奋力刷洗着地板上的污渍。“明天?明天市场开门,但我要去休假。他们也都去休假了。”阿兰大叔指着周边的三四家摊位,“我也得休息啊。”大叔耸耸肩,埋头继续刷他的地板。接下去的一个月,阿兰大叔会在某个海滩边无所事事地彻底放空自己,不去理会日复一日的摆摊生活和慕名而来的人们对超级大煎饼的渴望。
这是七八月巴黎的典型节奏,缓慢而慵懒,能休假的巴黎人几乎都出城休假去了,眼前这个忙碌了将近400年的市场当然有资格变得更慵懒一些。也因此,周二的市场苏醒地格外慢,说是早上八点半就开门,但这并不表示这个古老的市场已经做好了迎接它客人的准备。除了一大早出摊的菜贩子,只有几家勤劳的摊主在那里忙碌:“摩洛哥熟食店”不知道在煮些什么,“健康角落”的印度裔店员一早就把写着餐牌的黑板竖到了大门口,等待着明知道中午才会来的客人。
这期间,零星几个游客迅速地到来,茫然地站在那里扫一眼尚未完全苏醒的市场,又迅速地离去,摊主们早就习惯了游览的、拍照的人们,对他们视而不见。
煎饼大叔阿兰这一天是肯定不会来了。他的摊位上果然贴出了休假的告示,一个太阳歪歪斜斜地画在告示的最上端,底下还画着几个线条代表波浪,心情相当愉悦的样子。斜对面的“妙子便当”也关着门,休假告示是打印的,用词正经严肃,只是不小心打错了开始休假的时间,给看得人带来一点点困扰。
“我在这里开店的时候,阿兰、妙子他们都还没有来呢。”10点刚过,“意大利熟食杂货酒水店”的老板米盖莱·勒波提(Michele Lebotti)踩着轻快的步子匆匆来到市场,准备今天的第一场战斗——午餐。这个在巴黎住了30多年的拿波里人操着一口带意大利口音的法语说,他2001年就在“红孩子市场”开出了这家店,“那时候客人也不多,头几年真的挺难熬的。”勒波提拿出一本2004年三月号的日文版《费加罗》杂志,杂志早已破损不堪,但看封面上的大照片确实是他的店,他站在柜台里面,柜台外面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女顾客。“这些年这里改变了好多,现在每天食客很多,游客也很多。”食客一多,本来下午一点到四点休市的时刻表就被自行打破了,现在市场里大部分餐馆的开业时间都要从早上九点持续到晚上八点,周日则只开到下午三点。
十几年生意做下来,勒波提从这个摊位上获益颇多,他在巴黎十三区又开了一家分店,“我还要去上海开分店,跟上海的合伙人一直在谈,这是个大计划。”勒波提说,言谈间带着一点意大利人的夸张。
午餐时间逐渐临近,勒波提也变得越来越忙碌,他在店铺和餐桌之间不停地跳跃,用一种意大利人特有的温柔口气催促着店员上菜、结帐,偶尔也亲自上阵。给他拍照的时候,勒波提习惯性地前腿绷,后腿弓,抬头挺胸缩腹,一个标准的国标舞起势,“我月底也要休假去,不回意大利,我要去阿根廷,我是个探戈舞者。”勒波提对着镜头抛了一个媚眼。
约莫要到下午四点,“红孩子市场”才会慢慢安静下来。“摩洛哥熟食店”的伙计们围坐在马赛克桌子前闲聊;隔壁“酒馆”忙得满脸通红的女老板和女店员也终于能喘上一口气。稍事休息之后,他们将投入一场叫做“晚餐”的战斗,并且在夜幕降临时收拾完残局回家休息,等待新的一天来临。
Le Marché des Enfants Rouges, 39 Rue de Bretagne, 75003 Paris 
(原文刊于《MING明日风尚》杂志,有修改,图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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